纽约湾区二百年风云激荡:中国的湾区从中能学到什么?

  1784年8月28日,一艘西洋风格的三桅横帆船驶入广州黄埔港。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市民对远道而来的西洋帆船早就习惯了,可是这艘船和其他西洋船只不一样,它悬挂着广州从未见过的十三星条旗,鸣礼炮十三响。

  原来这艘船是“中国皇后号”,来自遥远的纽约。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和纽约湾区在历史上的第一次邂逅。

  当时的美国刚刚赢得独立战争,但在长达八年的战争里,纽约遭受了严重破坏。战后,英国又对美国的海外贸易进行封锁,美国失去了同传统贸易对象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机会。

  眼看纽约即将陷入衰退,当地商人想出了开辟新航线绕开封锁的办法。既然英国及其殖民地没办法进行贸易,那就去中国吧。

  当时在美国几乎没有人了解中国,开辟中国航线是相当冒险的。美国政府给即将远航的“中国皇后号”颁发了航海证书,因为不了解中国国情,美国人只好在证书上写上他们能想到的所有头衔:君主、皇帝、国王、亲王、公爵、伯爵、男爵、勋爵、市长、议员

  “中国皇后号”满载着473担西洋参、2600张毛皮、1270匹羽纱、26担胡椒、476担铅、300多担棉花等货物到达广州,销售一空后又购进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瓷器962担、大量丝织品、象牙扇、梳妆盒、手工艺品等中国货物,满载而归。

  历经一年半的航行,“中国皇后号”回到纽约,带回的中国货物广受欢迎,就连美国国父华盛顿也购买了302件瓷器及绘有图案的茶壶、精美象牙扇等中国货。这一来一回获得了25%的利润。

  纽约港分为上纽约港和下纽约港,下纽约港由拉里坦湾、布鲁克林和斯坦顿岛包围,穿过这里就进入了上纽约港的怀抱。在周围陆地和岛屿的掩映下,港口风平浪静,使船只免于风暴侵袭。

  曼哈顿岛把上纽约港分为东河和哈德逊河两部分。哈德逊河与内陆联通,东河则连接长岛海峡直通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上纽约港错综复杂的水文结构既提供了优良港湾,也让纽约通向广阔的腹地。

  与北美大西洋沿岸的其他竞争港口相比,纽约港优势明显。北边的魁北克港和波士顿冰期都比纽约港长,而南边的费城等港口水深又不如纽约。

  法国政治家塔列朗写道,费城“太深入内陆了”,除了涨潮的时候,根本无法让这些吃水很深的船只舒舒服服地靠岸。而纽约港是“又优良、又方便的港口,从来不被冰冻困扰”,大型远洋船只“可直接到达其中心”。

  港口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发展起来还需要人的开拓精神。纽约开拓了中国航线后二十年,每年来往于中美之间的商船就超过了三十艘。等到美英关系转好,为了满足来往于大西洋两岸的货运需求,纽约又有一项创举。

  由于大西洋航线遥远,风险较大,当时往来于大西洋两岸的商船要么出发不定期,需要满载货物才开船;要么定期,但是一年仅航行春季和秋季两次,以躲避夏季和冬季的恶劣天气。纽约的商人推出班轮制度,不论天气情况如何,不论货物有没有载满,都准时开船,定时发货。

  尽管一开始会因载不满货物而蒙受损失,但是定期发货的可预见性为纽约赢来了美誉。很多急于发货却没有自己商船的商人也愿意来纽约预定班轮。

  与欧洲的贸易往来就这样逐渐集中到纽约,与之伴随而来的就是货物、人才和情报。在集聚效应下,纽约成为了北美洲对欧洲贸易的物流中心。

  19世纪初的美国首富阿斯特是这样起家的:他在密歇根购买皮草,将皮草装上纽约的船,运送到中国,并将茶带回国。这意味着,凭借着足够多也足够远的海上贸易航线,纽约可以将其影响力投射到中国,而在美国本土,其腹地可以一直深入内陆直到密歇根州。

  而纽约对腹地的拓展可以用丧心病狂来形容。在纽约市长的牵头下,纽约州耗费8年投资兴建了伊利运河。运河连接哈德逊河上游的奥尔巴尼和伊利湖畔的布法罗,总长将近600公里。伊利运河的修建把哈德逊河流域和五大湖流域连接起来。

  伊利运河刚修成的那年,从内地向东的商船总吨位就达到了18.5万吨,主要包括22.1万桶面粉,56.2万桶小麦,43.5万加仑威士忌以及3200万棵木料,另有相同价值的货物由东向西运送。

  随后,纽约又参与了俄亥俄州境内多条运河的投资。等到俄亥俄州境内的运河打通,来自于芝加哥的商品开始运往布法罗,再通过伊利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纽约港。

  腹地的扩大,极大地提升了纽约湾区的竞争力。伊利运河开通的1825年当年,纽约一举超越费城和巴尔的摩,成为美国面粉销量最大的城市。

  背靠广袤的腹地,纽约逐渐成为多种货物的集散中心。1860年,纽约进出口贸易的总额和总量都占全国第一,其中进口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出口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欧洲运来的纺织品、铁制品、酒类、陶瓷器皿、煤炭、果品等,拉丁美洲运来的糖、咖啡、毛皮、银、雪茄、海鸟粪等,林林总总的货物都在纽约汇集又散去。

  纽约的这种商品集散功能,还能保证它在参与它所不能出产的物产,如棉花的贸易时,也能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金融的力量了。

  棉花出产于美国南方,最大的需求方在欧洲,纽约看似与棉花贸易无关,它又是怎样参与棉花毛衣并从中得到发展机会的呢?当然是巧用金融手段,让棉花贸易也逐渐离不开纽约了。

  纽约商人会积极投资南方的棉花种植业。下一季棉花种植以前,就付款给种植园主,为其提供购买更多土地和奴隶以扩大再生产的本钱。这样一来,棉花收获之后,自然就会被纽约商人优先收购了,原来直接从南方港口运去欧洲的棉花,就这样先运到了纽约,再转运至欧洲。

  之后纽约又在棉花贸易中推出一系列金融创新,纽约商人从棉花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佣金、运费、保险费等多重利益,在南方棉花商人赚得的每一美元中,纽约就能赚到40美分。

  1840-1860年,纽约市的工业投资增长了550%,服装制造、制糖、印刷、制革、造船等制造业开始聚集在纽约。与之相伴的是银行业的繁荣,到1860年,在纽约注册的银行达到了60家之多。

  纽约成为了美国的制造业中心,1900年,纽约湾区成为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当地的制造业人口占常住人口37%,集中了全美国制造业11%的工人。

  纽约的制造业中心地位保持了百年之久,直到二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化的深入,美国传统工业部门逐渐衰退。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不断上升,逼着制造业逐渐从市中心迁出。

  这一趋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纽约达到了顶点,随着当时频现的经济危机,纽约制造业衰退,失业率上升,治安恶化。当时甚至有人在机场分发题为“欢迎来到恐惧之城”的小册子,警告前来的客人注意在纽约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纽约的制造业经历了痛苦的转型,不适合国际化大都市的行业逐渐迁出,适合的集中度增大,做大做强。到了2002年,纽约制造业部门前两名是服装业和印刷业,其从业人员总和与增加值总和分别占纽约制造业总和的47.8%和41.2%。

  纽约制造业向服装业和印刷业这样高度适应国际大都市的制造业集中,是与全球化密不可分的。纽约引领全世界时尚潮流,纽约时报等新闻传媒文化行业在全世界影响力显著,正是全球化的带动让服装业和印刷业得以成为纽约最成功的制造业部门。

  让纽约重焕活力的是第三产业的崛起,纽约逐渐从制造业中心转型成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金融中心、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管理中心、科学文化教育中心。服务业、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就业人口和比重持续上升。

  时至今日,纽约湾区控制着全球40%的金融资金,全球最大的两个证券市场。美国7家大银行中的6家,2900多家世界金融、证券、期货及保险和外贸机构均设于此,这里是世界金融的心脏。

  就历史和自然、社会条件来看,中国能够对标纽约湾区的湾区,当属长三角大湾区。

  从港口上看,在上海与浙江舟山合作建立的洋山港,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其自然条件当属全国领先。这也是上海与浙江积极合作,湾区内互通共荣的结果。

  从腹地上看,长三角湾区具有全国最大的腹地,2017年长三角的经济总量为13.7万亿,总人口为1.5亿,辐射范围还可以达到长江中上游一带。

  转型经验上看,目前长三角湾区的中心城市上海正在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阶段,其产业结构面临着纽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的转型过程。上海产业转型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比如政府在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导作用过大,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历次产业结构调整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政府规划对产业发展方向可能存在认知偏差,导致资源错配。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应当更多利用市场的引导作用,以灵活配置资源完成转型。

  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高端制造业技不如人。本应迁出上海市扩散到长三角湾区其他城市的低端制造业并未完全出清,这成为去产能的又一挑战。

  尽管上海的服务业已经占全市经济的六成以上,但是服务业中的金融、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较为缓慢,且国际化程度不高。上海应加快金融创新,提升上海服务业的国际地位。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加快开放,为上海的国际化提供动力。

  下一步,上海的中低端制造业要向长三角湾区扩散,长三角湾区低端制造业也要向长江腹地扩散。这不仅仅是去产能的需要,也是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上升时期的必然选择。

  纺织、服装鞋帽、皮毛羽制品和木材加工等轻工业已经原来的长三角湾区扩散至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区,甚至高新技术产业如电气机械制造由长三角湾区扩散至皖赣等地区,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由长三角湾区扩展至川渝地区。

  如果美国飞速发展的时代,纽约湾区是美国东部这只雄鹰最犀利的鹰嘴;那么与之对标的长三角湾区应该做好长江经济带的那个龙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纽约大湾区波澜起伏的二百余年历史,对于长三角湾区的繁荣发展,无疑是宝贵的经验,值得吸收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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