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哲学与牛津的法学学术传统

  2011年5月底,来自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周赟博士和烟台大学法学院的程朝阳博士借跟随牛津大学法学院院长梯莫西·恩迪科特(Timothy Endicott)教授作访问研究的机会,在他的办公室就其个人学术旨趣及牛津大学法学院的几个方面进行了一次简短且友好的交流。现摘其要,以飨读者。——编者

  答:对中国学者在法律与语言方面的研究,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的确知道你所说到的,法律与语言领域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研究的焦点,因为我经常会收到来自中国方面的邀请,邀请我就法律中的模糊性问题做讲座或做评论,发表意见。我的《法律中的模糊》也在中国被翻译出版。我曾经受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法律解释问题做过演讲,因此我知道中国法学研究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关于中国法学界的这一研究动向,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认为它很有前途和希望。我认为模糊性问题的最有趣的部分在于:当法律是模糊的时候,一个社会如何还能够实现法治?我之所以认为这个问题有趣,是因为法律不得不模糊,你不可能运用精确去规制一个复杂的社会。有些时候你需要精确的法律,比如车速限制规则,或交叉路口的红灯设置等。它是精确的,因为它告诉你就在这里将车停下,不是大约在这里,而是刚好在这里,因此它是精确的。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模糊的法律。当政府和公民之间或两个公民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能够解决争端的法院。此时,与法治有关的有趣事情是,当法院所使用的法律是模糊的时候,当法律没有告诉法院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实现法治。

  问:众所周知,牛津大学法学院以其出色的法学理论研究著称于世,从牛津走出了一批杰出的法哲学家。您能否给我们简单地描述一下牛津大学或牛津学派的学术传统及其发展近况?

  答:在牛津过去的50多年中,一如你所言,的确有一些十分有趣的法律思想家曾经在这里工作过,那是因为哈特的影响所致,不仅仅是因为哈特是当时最伟大的法哲学家,我认为他的理论也存在一些错误,但是他的的确确为人们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思考法律,思考法律哲学。他是一个好老师,他是一位原创的思想者,他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让其他一些人都想来到牛津向哈特学习,和哈特争论。罗纳德·德沃金、约瑟夫·拉兹、约翰·菲尼斯等即是这些人当中最著名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向哈特学习,但每一个人又都与哈特有着深刻的分歧。这些都已经成为牛津大学法学传统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而今,牛津大学的法理学和20世纪60年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法哲学家群体,他们影响了牛津大学的法学研究进路,甚至对那些不是搞法哲学的人都产生了影响,使得他们接近自身研究问题的进路比其他法学院的老师更具理论性。总之,法律哲学已经定型为我们牛津的学术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

  问:近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英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作为牛津大学法学院院长,您对中英两国的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合作有何具体计划或进一步的设想?牛津大学法学院是否会接纳更多的中国学生和学者?

  答:在牛津法学院,我们有一组员工专门负责和中国的合作,他们正在制定相关计划。但是我相信,从现在起的一年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具体的计划和方案。我们现在正在制定这一计划。这一计划包括要求给更多的中国学生、学者发放签证,也包括给牛津学者去中国的签证,还包括筹建牛津大学中国校友会,将那些在牛津大学学成之后回中国工作的学生组织在一起。我们现正着手酝酿这样一个计划,但我们还没有完成。是的,将来,法学院会招收更多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就目前的情况看,每年来自中国的申请很多,但是因为语言的原因,我们实际接受的却很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十分严格,在工程或数学学科领域,他们对语言的要求不是太严,因为他们不需要和学生做太多的口头交流。所以,我们想吸引更多的学生,但是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面对:第一,我们必须想办法克服语言上的问题;第二,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我们想找到更好的方法去教中国学生。我们正在考虑设置一些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课程。在访问学者方面,我们总是对他们敞开大门,只是我们的条件有限,希望将来我们能为访问学者提供更好的条件。(作者单位:烟台大学法学院、厦门大学法学院 程朝阳 周 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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