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蒙古学研究(全文之一)

  十三世纪中叶,当威廉·鲁不鲁克和普兰·迦尔宾出使蒙古并给后人留下出使蒙古汗庭游记的时候,美国的土著居民正生活在蒙昧状态之中。十七世纪中叶,当法国耶稣会士张诚、刘应、宋君荣、冯秉正到达中国并向西方介绍蒙古的时候,美国正为摆脱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而进行独立战争。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进入工业化社会。十九世纪末,美国强盛起来,开始向外扩张。为适应向外扩张的需要,美国加强对国外的研究,与蒙古和蒙古人的接触才随之开始。

  最初与蒙古和蒙古人接触的是有机会到蒙古地区旅游的外交官和传教士,他们都留下了蒙古游记,有的还对蒙古历史作了概述。至于考察家们,则留下了对蒙古的考察报告。

  最先留下有关蒙古记载的,是曾任美国驻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大使的外交家兼东方学者柔克义[威·罗克希尔](Rockhill W.,1854——1914)。他曾两次在中国境内旅游。第一次,1888年至1889年到蒙古和西藏,写下《之国:中国、蒙古、西藏旅行记》(1891年)一书。第二次,1891年至1892年绕道内蒙古赴西藏旅游,写下《1891年和1892年蒙古、西藏旅行日记》(1894年)一书。这两本书,记载了有关内内蒙地区的一些情况。此外,他还撰写涉及蒙古的文章和著作:文章《外蒙古问题》(1914年)含有有关博克多格根君主制建立初期的情况;专著《拉萨的及其与中国满清皇帝的关系》(1910年)涉及到了1644年至1908年的蒙藏关系史。

  曾任美国驻俄罗斯、波兰等国外交官的杰·柯廷(CurtinJ.,1835——1906),毕业于哈佛大学,知晓数十种语言,是一位学者。他曾于1900年到布里亚特旅行,搜集到大量蒙古故事,写下《南西伯利亚游记。蒙古人:他们的宗教和神线年)一书。除上述游记外,他还留下一部有关蒙古史的著作《蒙古人:历史》和一部有关蒙古人统治俄国史的著作《蒙古人在俄国》,第二部著作可视作第一部著作的续集。这两部著作均在他死后的1908年出版。据认为,他的这两部著作是美国最早出现的蒙古史著述,不过内容浅薄,叙述芜杂。

  Roberts J.,1851——1945)是最先到过蒙古及其毗邻地区的美国传教士之一。他毕业于耶鲁学院和波士顿大学,1877——1906年间在中国传教。义和团起义(1900年)爆发之后,他被迫经蒙古逃到俄国伊尔库茨克,再经俄国回到西方。回到西方后,他写了一本亲历见闻录《死里逃生与从内部看蒙古》(1903年),书中留下了他在蒙古跋涉的记录和“从内部看蒙古”的回忆。

  (Andrews R. Ch.,1884——1960)。此人是博物学家,曾任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因对蒙古进行科考探险并在那里首次发现恐龙蛋化石而轰动一时。1919年,罗·查·安德鲁斯为擬将进行的科学考察做准备而到蒙古旅行,写成《穿过蒙古大草原》(1921年)一书,对“活佛”居住的“圣地”大库伦作了生动描述。1922年至1928年,他三次率领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考察队在蒙古和中蒙边界地区进行大规模野外考察,恐龙蛋化石就是考察中发现的。1927年,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着手出版十二卷考察队著作集《中央亚大自然研究》,此后接连先出版第二卷和第四卷。1932年出版第一卷《对中央亚的新征服。中央亚考察队在蒙古和中国进行考察的故事。1921年——1930年》。该书是十二卷考察队著作集《中央亚大自然研究》的引言,其中大部分章节是罗·查·安德鲁斯撰写的。书中详细描述了三次田野考察季中在蒙古和中国境内进行考察的准备、实施和总结过程。在这些描述中,杂有对蒙古民族学方面(诸如蒙古人的住所、服饰、饮食、迁徙、宗教节日和民族特点等)的原始记载、对蒙古史和中国史方面的回顾,以及对蒙古内政和外交状况若干侧面的个人印象和评价。

  ·劳费尔、费·迪·莱辛(以上德国人)、格·弗·维尔纳德斯基(俄国人)等。即使美国本国学者,也大多在中国以及中蒙边境地区考察研究多年,比如欧·拉铁摩尔、亨·德·马丁等。他们之中,除了格·弗·维尔纳德斯基之外,都是从研究东方学或汉学起步,而后或者在其著述中涉及到蒙古学的内容,或者踏上蒙古学研究之路的。

  ·劳费尔(Laufer B.,1874——1934),美国东方学家。通晓汉语、日语、藏语等等近十种语言。1874年生于德国,1893年在柏林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威廉·格鲁贝攻读汉学,1897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898年移居美国。此后多次从美国赴中国进行考察,收集各种汉文、蒙古文、满文刊本和抄本达30000余册。1915年至1934年任芝加哥博物馆馆长。东方学著述甚丰,约200余种。其中涉及蒙古的有:专著《蒙古文学史纲》(1907年)——该书勾画出生动的蒙古文学总的图景,分析了各种蒙古书面文学作品,并将文学与文化史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专著《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伊朗文明史的贡献》(1919年)a——该书“ 附录”中附论文若干篇,其中《蒙古语中的伊朗成分》对蒙古语词中的伊朗借词进行了描述,《女真语和蒙古语中的数词》(19211925年)对蒙古语和女真语中的数词进行了分析。

  Lessing. F.D.,1882——1961),汉学家兼蒙古学家。生于德国,毕业于柏林大学,在校期间曾师从著名汉学家威·格鲁贝研习汉学。毕业后赴中国长期研究东方语言、佛教和亚洲文明。1926年返回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任柏林民族博物馆馆长。1930年至1933年,参与斯文赫定瑞典考察团考察活动,走遍内蒙古。1935年侨居美国。他有关蒙古的著述有:《蒙古人:帐篷、教徒和恶魔》(1933年)——以1915年、1923年、1931年和1932年在内蒙古进行旅游获得的观察材料为基础写成,描述了蒙古人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国立民间艺术博物馆蒙古民间艺术展览会参观指南》(1933年)——为1933年柏林民间艺术博物馆举办蒙古展览会撰写的参观指南,系统介绍了蒙古人的历史、文化、性格特征、住所和服饰、习俗、宗教等方面的知识。后两部著作均为他在德国时期所著。

  格·弗·维尔纳德斯基(Vernadsky G. V.[ВернадскийГ.В.],1887——1973),俄裔美国历史学家。191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进圣彼得堡大学任教并获硕士学位。1920年离开俄罗斯,流亡到土耳其,后于1927年到美国,在耶鲁大学讲授俄罗斯历史课程,1946年获历史学教授称号。1956年退休。撰写长篇论文《论成吉思汗“大扎撒”的组成》(1938年),对含“扎撒”条文的各国历史文献作了概述,对成吉思汗“大扎撒”的条文按刑法、公法、私法、商法和诉讼法进行分类,并进行了研究。文中含有他从拉丁文翻译的叙利亚人编年史中有关“大扎撒”的片断,令人甚感兴趣。编撰历史巨著十卷本《俄国史》(生前出版六卷),其中第三部《蒙古人与俄罗斯》(1953年)详细探讨了蒙古金帐汗国对俄罗斯的统治历史。

  ·拉铁摩尔(Lattimore O.,1900——1989)在中国住过很长时期。从1926年起,他到中国边疆地区进行学术考察,1928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伦敦,1928年)。1929年至1930年间,他到东北地区旅行,研究那里的满族和蒙古族,发表了《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满州的蒙古人》(1934年)等著作。此后,他还发表《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边疆》(1940年)等。这些著作,均涉及到蒙古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在国际上所处的形势。关于欧文·拉铁摩尔,下面还将详述。

  美国东方学家兼汉学家亨·德·马丁(Martin H. D.,1908——1973)三十年代中叶来华,在燕京大学进修过。曾参加丹麦人哈斯伦德—克里斯坦森1937年在中国内蒙古的科学考察,进行考古发掘,并为自己的研究和著述搜集资料。他有关蒙古的著述有:考察报告《关于绥远归化北部景教遗址的初步报告》(1938年),记载了他在内蒙古的考察和对该地多处景教遗址的发掘经过;历史论文《蒙古与西夏之战(1205年——1227年)》(1942年),记述了1205年至1227年之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与西夏人作战的过程;历史论文《蒙古军队》(1943年),对蒙古军队的构成、武装、战术等进行了研究;历史论文《成吉思汗首次入侵金帝国》(1943年),对蒙古人首次征金战争进行了探讨;历史专著《成吉思汗的崛起及其对中国北部的征服》( 1950年),则对成吉思汗崛起的历史、对中国北部地区的西夏、金国、辽国以及宋朝征服的历史作了详细研究,对成吉思汗本人作了评价。

  直到“日本炮火在珍珠港发出轰鸣之后,才将东方学者们置于关注的中心,将他们推到事件的前台,而他们本人对于这种情况却甚不习惯,他们的学术素养也甚不适应”。为了发展包括蒙古学在内的东方学,美国采取了许多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措施,通过国会立法,成立协调机构,加大财政投入,为发展包括蒙古在内的东方学研究创造良好条件。第二,经过战前时期的积累和历练,美国出现了欧文·拉铁摩尔(Lattimore O.,1900——1989)、柯立甫(弗朗西斯·伍德曼·克利维斯)[ Cleaves F. W.,1991——1995]这样的蒙古学大家,战后初期,他们分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担当起蒙古学研究的领头人。

  第一,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一些著名的国外蒙古学家如苏联著名蒙古学家、科学院院士尼古拉·鲍培(Poppe N. [Порре..Н.],1897——1991)、长期在中国从事蒙古语研究的比利时传教士田清波(安·莫斯塔尔特[Mostaert, A.],1881——1971)等人移居美国,尼古拉·鲍培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大学担当起蒙古学研究的领头人,田清波进入哈佛大学,与柯立甫合作,带动了该大学的蒙古学研究。第二,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些研究蒙元史的中国青年学生或学者如陈学霖(1938——)、陆宽田、陈衡昭等留学美国或滞留美国,在美国各个大学学习和研究蒙元史;一些中国蒙古族中的专门人才如彼·乌尔贡格·鄂嫩(Peter Urgonge Onon, 1919——2015)、约·贡布扎布·杭锦(John Gombojab Hangin,1921——1989)、乌恩斯琴(包国义)(Pao Kuo-yi [Unensechen],1916年——?)、扎奇斯钦(Jagchid Sechen,1914——2009)等人移居美国,他们有的追随欧文·拉铁摩尔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如彼·乌尔贡格·鄂嫩和约·贡布扎布·杭锦),有的在美国其他大学担任蒙古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如扎奇斯钦在扬百翰大学,乌恩斯琴先后在华盛顿洲立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这些中国学者的加入,既加强了所在大学的蒙古语教学,又推进了蒙古学研究活动,从而为从整体上提升整个美国蒙古学的研究水平作出贡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38年,欧·拉铁摩尔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尔特·佩吉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从1946年到1950年,在他的倡议、领导和积极参与下,该学院实施“苏联与中国接壤地区问题”和“亚洲民族主义问题”学术研究方案。在这两个方案中,规模庞大的“蒙古研究计划”又占据中心位置。实施“方案”和“计划”的核心力量,是应欧· 拉铁摩尔邀请担任研究员的内蒙古裔知名专家约·贡布扎布·杭锦(Gombojab Hangin J.)和彼·乌尔贡格·鄂嫩(Urgunge Onon P.),还有担任“蒙古研究计划”语言学部分领导工作的美国语言学家威· 奥斯汀(Ostin W.)、远东历史和国际关系专家兼汉学家约·弗朗西斯(Fransis J.)等人。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主要专家也受邀参与其事。

  实施“方案”和“计划”的五年之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一批研究著述,发表一批研究论文。这些著述和论文,大多半以研究蒙古问题为内容,比如:赫·弗里兰德(Vreeland H.)的《蒙古社会与氏族结构》(1957年),上面提到的亨·德·马丁(Martin H. D.)的《成吉思汗的崛起及其对中国北部的征服》(1950年),杰·弗里特斯(Frithers G.)的《外蒙古及其国际地位》(1949年),中国人马鹤天的《中国在蒙古的代理人》英译本(1949年),美国各个图书馆收藏的有关蒙古问题的汉文、日文和俄文书籍论文的简介性书目(1951年),集体著作《蒙古文读本》(1956年)和《亚洲的枢轴:新疆及中国和俄国的亚洲腹地边境》(1950年),自然还有欧·拉铁摩尔本人撰写的书籍、论文和其它著作(如专著《蒙古的民族主义和革命》(1951年)、论文《外蒙古的地平线年)等)。对于欧·拉铁摩尔来说,这段时间是他创作生涯中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蒙古研究计划”中的教学部分也得以顺利实现:威·奥斯汀、约·杭锦和乌·鄂嫩开设了包括强化班在内的各类蒙古语课程,欧·拉铁摩尔、约·弗朗西斯等人开设了蒙古历史、国际地位和地理以及内亚、远东的系列讲座。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战后美国蒙古学的发轫作了大量的工作:协调了全国性的综合研究工作,奠定了西方蒙古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对蒙古现代史、蒙古当前国际地位进行研究的基础,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经具备了成为不但是美国而且是整个西方的第一个专 业化的蒙古学中心的一切条件。但是,

  1950年初喧嚣一时的所谓“拉铁摩尔案件”发生,使所有这些现实优势消失殆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蒙古学研究被掀翻在地,从此元气大伤。

  1861年,设有远东和斯拉夫国家语言文学部(1909年创立)和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1949年创立),是一所以研究东方学而著称的大学。1949年尼·鲍培(Poppe N.)来到该校参与工作之后,这所大学的蒙古学研究很快便与汉学、藏学等研究并驾齐驱,并一起成为该校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向之一。在蒙古学教学培养目标方面,这两个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培养方向是从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的蒙古语言学家和蒙古文学学家,以及蒙古国情学家和以蒙古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

  远东和斯拉夫国家语言学教授尼·鲍培(Poppe N.),副教授乌·波施(Posch U.),阿尔泰学家、副教授奥·普里察克(Pritsak O.),政治学教授威·巴里斯(Ballis W.),经济学教授富·霍尔茨曼(Holzman F.),远东国家历史学教授戴德华[乔·泰勒](Taylor G.),俄罗斯历史学教授唐·特莱德戈尔德(Tredgold D.),以及内蒙古裔学者乌恩斯琴(Unensechen)等。在尼·鲍培及其同事和的努力下,华盛顿州立大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蒙古学家,如此后的著名蒙古学家、语言学家和史料学家约·克吕格尔(

  Krueger J.)和詹·博松(Bosson J.),历史学家托·奥尔森(Allsen Th.)和戴·法夸尔(Farquhar D.),政治学家罗·鲁彭(Rupen R.),经济学家乔·墨菲(Murphy G.)。在蒙古学学术研究方面,华盛顿州立大学从

  1951年开始实施“内亚研究计划:蒙古和西藏”。围绕“内亚研究计划:蒙古和西藏”,汇聚了一批语言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主要研究蒙古和西藏地区的语言、社会和经济,蒙古和西藏境内的氏族制度和国家组织,教历史,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对蒙古和西藏的影响。这一时期,

  华盛顿州立大学蒙古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尼·鲍培(Poppe N.)有关蒙古语言学的著述《书面蒙古语语法》(1954年)和和有关文学的著述《喀尔喀蒙古人的英雄史诗》(1979年),戴·法夸尔(Farquhar D.)的著作《华盛顿收藏的蒙古文抄本和刊本描述》(1955年),乌·波施(Posch U.)的语言学和史料学论文,罗·鲁彭(Rupen R.)论述蒙古民族主义的博士论文《1900年至1919年外蒙古的民族主义》(1954年),乔·墨菲(Murphy G.)论述近现代蒙古经济发展的博士论文《近现代时期外蒙古经济发展问题》(1957年),托·奥尔森(Allsen Th.)的硕士论文《温琴·冯·施特伦贝格伯爵与1921年的蒙古革命》(1964年),威·巴里斯(Ballis W.)从1954年开始撰写的专著《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体制》,等。由此看来,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末,

  华盛顿州立大学在研究论述五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状况和积极推进蒙古历史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作用。此后,由于尼·鲍培于

  1968年退休和大部分蒙古学家逐渐转到其它大学工作,这所大学的蒙古学研究便冷落下来。

  年,耶鲁大学建立“人类相互关系问题区域性文档组织”,实施专门性的“外蒙古研究计划”。“外蒙古研究计划”的目标是积累有关蒙古的各种资料,建立有关蒙古的档案,委托编写有关蒙古的专著、书目、指南手册等等。为执行“外蒙古研究计划”,1955年至1956年期间,该组织委托华盛顿州立大学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编写《蒙古人民共和国书目》、《内蒙古指南》和甚有价值的三卷本指南手册《蒙古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在实施“外蒙古研究计划”的这段时间内,耶鲁大学还出版了俄罗斯蒙古学家阿·马·波兹德涅耶夫《佛寺习俗概况》和《蒙古和蒙古人》第一卷的英文译本、

  赫·弗里兰德(Vreeland H.)的专著《蒙古社会与氏族结构》(1957年)、戴·阿贝里(Aberle D.)的《察哈尔人和达斡尔人的官僚行政机构。1912年—1945年》(1962年),等等。在委托编写和选择出版蒙古学著述的同时,耶鲁大学印度和远东语言文学研究所、远东语言研究所也在开设蒙古语课程,约·拉德(

  Rader J.)教授也在从事蒙古语的学术研究工作。语言教学中创立的所谓“耶鲁教学法”,还在美国得到推广。可以说,在一段时间内,耶鲁大学为美国的蒙古学研究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只是因为自身没有著明的学术带头人,因此研究工作也显得不那么专业化了。

  年,其前身是1820年开办的印第安纳州讲习班。1965年,印第安纳大学艺术和科学学院组建乌拉尔学和阿尔泰学学部,1979年又组建内亚研究所。乌拉尔学和阿尔泰学学部和内亚研究所的“创立之父”和初期领导人是丹· 西诺尔(Sinor D.)。在丹· 西诺尔的主持下,乌拉尔学和阿尔泰学学部、内亚研究所集聚了各个专业的蒙古学家

  约·克吕格尔(Krueger J.)、莱·莫塞斯(Moses L.)、斯·哈尔科维奇(Halkovic S.)、莱·克拉克(Klark L.)、玛·维德里赫(Weidlich M.)、托·伊翁(Ewing Th.)、托·奥尔森(Allsen Th.)等。特别是内蒙古裔学者约·贡布扎布·杭锦(Gombojab Hangin J.)的加入,更壮大了印第安纳大学蒙古学教学和研究的力量。上述学者都是蒙古和中央亚问题的高水平专家。他们通晓几种东方和西方语言,具有学习、进修或者在某个地区进行田野考察的经验。这种高水平专家集中在所科研教学机构从而形成蒙古学中心的情况,在西方尚无他例。印第安纳大学在蒙古学领域的教学培养目标是语言学家和国情学家。乌拉尔学和阿尔泰学学部有权授予蒙古学博士学位。为此,大学每年举办有关古典蒙古语和现代蒙古语、蒙古语族文学、历史和宗教的各种基础性和提高性的讲座。

  印第安纳大学在蒙古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史料学、语文学和历史文化学方面,这既取决于学者个人的创作兴趣,又取决于长期的综合学术研究方案 “乌拉尔学和阿尔泰学计划”。这个“计划”的基本任务首先关注有助于内亚研究的史籍特别是新发现的和接触甚少的史籍,然后在此情况下对整个乌拉尔—阿尔泰地区进行综合性的比较历史研究

  31。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该大学成立了系际学术研究联合体。联合体由内亚研究所、乌拉尔学和阿尔泰学学部的研究人员组成,联合体中的核心人员是内亚研究所的蒙古学家和阿尔泰学家。

  印第安纳大学学者们的蒙古学著作以及其他个人和集体著作,大多发表在乌拉尔学和阿尔泰学学部

  于1960年创刊的《乌拉尔学和阿尔泰学丛刊》各卷上(以单行本形式出刊)。截止1995年,《丛刊》共出版162卷,发表的著述中以纯历史和纯文学的著述居多,如罗·鲁彭(Rupen R.)的《二十世纪的蒙古人》(1964年)、丹·西诺尔(Sinor D.)的《阿尔泰诸语言比较语言学纲要》(1990年)、威·罗日斯基(Rozycki W.)的《满语中的蒙古语成分》(1994年)等,还有一些蒙古语和其他语言的教学参考资料、教学法著作和指南式的著述,如乌·奥斯汀(Ostin W.)等合编的《蒙古语读本》(1965年)、詹·博松(Bosson J.)的《现代蒙古语:范文和读本》(1964年)和《布里亚特语读本》(1962年)、约·杭锦(Hangin J.)的《蒙古语基础教程》(1968年)和《简明英语—蒙古语辞典》(1970年)、戴·蒙特戈莫里(Montgomery D.)的《蒙古文报刊文章选读:选自蒙古〈线年)、尼·鲍培(Poppe N.)的《布里亚特语法》(1960年)、德·马丁(Martin D.)的《达斡尔蒙古语:语法,课文和词汇》(1961年)等。此外,他们的著述还发表在1987年起该学部出版的《内亚学刊》上。《学刊》分作四个专辑——《蒙古和西藏》专辑、《古代内亚》专辑、《中央亚》专辑和《阿尔泰语言学》专辑,每个专辑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到1997年,该《学刊》共出版28辑,其中不少专辑中的论文涉及到了蒙古学问题,如克·钱伯斯(Chabros Kr.)和苏·杜兰(Dulam S.)的《游牧化的蒙古:技术和象征意义》(1990年)、詹·伍兹(Woods J.)的《帖木儿王朝》(1990年)、丹·厄诺伊(Honey D.)的《中世纪匈奴人的兴起:刘渊传》(1990年)等。《乌拉尔学和阿尔泰学丛刊》和《内亚学刊》都是国际性的刊物。在这两种刊物上不但定期发表美国学者的著作,而且还发表外国学者的作品——或者原文,或者译文。印第安纳大学曾多次举办与蒙古学有关的本国或国际学术讨论会,如1972年的“美国内亚研究的现在和未来”学术讨论会,

  年、1978年和1987年的常设国际阿尔泰学会第五届、第十八届和第三十届年会。此外,1961年成立的美国“蒙古学会”设立在这所大学里。关于美国“蒙古学会”,见下面介绍。

  在战后美国的蒙古学发展时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尔特·佩吉国际关系学院、华盛顿州立大学远东和斯拉夫国家语言文学部和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的蒙古学研究先后式微之际,

  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学和阿尔泰学学部和内亚研究所撑起美国蒙古学研究大旗,起到美国蒙古学研究带头作用。其地位,似可与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相提并论。哈佛大学远东语言学部东亚研究中心

  哈佛大学的蒙古学研究原先主要由远东语言学部东亚研究中心承担。后来成立的内亚和阿尔泰学部,也加入蒙古学研究行列。

  哈佛大学具有蒙古语教学的优良传统,是美国最早开设蒙古语的大学。早在1937年,该校远东语言部东亚研究中心就开始蒙古语教学。此后,八十年代末,该校成立的内亚和阿尔泰学部也开设蒙古语课程。除了蒙古语,在九十年代初,远东语言部东亚研究中心、内亚和阿尔泰学部又将古典蒙古语和现代蒙古语的讲授与相应历史文本的阅读列入教学大纲。列入教学大纲的还包括对蒙古历史、文学和宗教的研究,对地域经济、人类学和政治结构的研究。此外,哈佛大学其它人文学部教学大纲中也包含对蒙古的研究内容,如举办远东和内亚从古至今传统社会史和文明史的概述性讲座。在教学培养目标方面,远东语言部、内亚和阿尔泰学部都培养具有授予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蒙古学家、语言学家和阿尔泰学家,还培养具有艺术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内亚和东亚地域学专家。

  哈佛大学的蒙古学研究工作由东亚研究中心和哈佛—燕京学社主持进行,以后者为主。哈佛—燕京学社蒙古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是柯立甫(Cleaves F. W

  .)教授和田清波(Mostaert A.)神父。柯立甫于1949年至1951年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对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中国—蒙古关系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后写成的首批系列论文《1362年汉蒙合璧忻度王子纪念碑》(1949年),《1335年汉蒙合璧张应瑞纪念碑》(1950年)《1338年汉蒙合璧竹温台纪念碑》(1951年),《托普卡庇·萨莱博物馆藏1453年汉蒙合璧圣旨》(1950年)等。在这批论文和他在九十年代发表的论文《1640年三语铭文的蒙古语译文》(1996年)中,蒙古学内容占据了显著地位。田清波虽然不是学社的在编成员,但是在他1948年至1969年赴美期间与学社有过密切合作,并经常发表著述,比如为《蒙古文手稿》发表蒙古史籍《阿勒坦·脱卜赤》等抄本所写的评介文字(1958年——1962年)。《蒙古文手稿》是在柯立甫和田清波的倡议下于1952年由学社出刊的。柯立甫和田清波在《蒙古文手稿》上以照相复制的方式连续刊发三大蒙古史籍——罗卜桑丹津的《阿勒坦·脱卜赤》(1962年)、萨刚·彻辰的《额尔德尼·脱卜赤》(1956年)和拉希彭楚克的《宝罗·额里赫》(1959年)的不同抄本以及对它们进行的基础性研究,还刊发过《蒙古天象占卜宝鉴》(1969年)的原文和对它进行的研究,等。柯立甫和田清波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哈佛大学了蒙古学研究基本方向:研究和刊布史料,研究古代和中世纪特别是元代蒙古史,研究蒙古早期佛教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整个时期,哈佛大学蒙古学研究一直遵循着历史学—史料学这一方向在向前发展。柯立甫本人的上述论文以及他的收官之作《蒙古秘史》英译注释本(1982年),他的团队成员约·弗莱彻(Fletcher J.)的《〈额尔德尼·额里赫〉的资料来源》(1962年——1963年)、奥·普里察克(Pritzak O.)的《匈人,演变后的匈奴人》(1961年)和埃·恩迪科特—维斯特(Endicott-West E.)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1989年)等著作,都是围绕着这一方向进行论述的。正是由于柯立甫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以及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历史学家约·弗莱彻(Fletcher J

  .)、赫·舒尔曼(Schurman H.)、埃·恩迪科特—维斯特(Endicott-West E.)和语言学家弗·巴克(Buck F.)与他的协同工作,加之他的同仁——阿尔泰学家奥·普里察克(Pritsak O.)和理·弗莱(Fraye R.)的共同努力,哈佛大学这个传统的汉学中心才获得了重要的蒙古学中心的声誉。1984年,柯立甫于退休,约·弗莱彻于当年突然逝世,奥·普里察克和理·弗莱也都接近退休年龄。到

  年代初,埃·恩迪科特—维斯特成了几乎唯一的蒙古学领域的带头人。这样,哈佛大学蒙古学古典研究方向的传承便出现了危机。好在90年代初,哈佛大学制定了一些内容更为广泛的包括蒙古在内的内亚全部地域乃至整个阿尔泰学的研究计划。内亚和阿尔泰学部开展了一些专业研究活动,

  年成立了高年级大学生研究社团“哈佛大学生内亚研究会”。这个社团聚集了整个大学各学部撰写毕业论文的大学生,邀请专家开办内亚和阿尔泰学必修班,举办各种学术讨论会和报告会,出版了信息通讯《哈佛大学生内亚研究会简讯》,后来更名为《内亚简报》,发表世界各国蒙古学信息。所有这些都表明,哈佛大学正在竭力保持和发扬蒙古学研究的传统。扬百翰

  年代蒙古学研究主要中心之列,当归功于内蒙古裔知名学者、历史学和亚洲学功勋教授扎奇斯钦(Jagchid S.)及其同事、历史学和亚洲学功勋教授保·海耶尔(Hyer P.)。扎奇斯钦和保·海耶尔都在该大学开设有关蒙古和内亚特别是与中国接壤 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讲座,都培养具有大学毕业文凭和艺术学硕士学位的国情学专家。

  年)和《一位蒙古活佛。甘珠尔巴·呼图克图传》(1983年)。《蒙古的文化和社会》主要以内蒙古的资料为基础写成,但是也涉及到所有蒙古语族居民共有的许多问题。《一位蒙古活佛。甘珠尔巴·呼图克图传》是末代活佛甘珠尔巴·呼图克图(1903——1983)的生平自述记录。此外,扎奇斯钦单独撰写过许多有关蒙古近代史和现代史、蒙古解放运动和文化史的论文,其中重要的均收入他的论文集《蒙古史论丛》(1988年),还出版过专著《蒙古的最后一位王爷》(1999年)等。这两位学者都以高级研究员的身份加入到“中蒙之间接壤地区多年研究计划”的研究集体之中。保·海耶尔的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是接壤地区的现代政治问题,扎奇斯钦的专业研究方向则主要是游牧文化与定居文化的相互影响等问题。

  对扬百翰大学蒙古学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印第安纳大学的毕业生、蒙古学家兼突厥学家戴·蒙特戈莫里(

  Montgomery D.)。他的著作是《蒙古文报刊文章选读:选自蒙古〈真理报〉》。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他在该大学讲授过蒙古境内突厥人的历史。西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西华盛顿大学的蒙古学研究发展态势形成于七十年代中期。1970年,该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启动了专门性教学和科研计划, “蒙古计划”便属于其中之一。“蒙古计划”的组织者、领导者和主要执行者是亨·施瓦茨(

  Schwarz H.)教授。他的这个角色一直担当到1993年退休为止。同他一起执行该计划的还有蒙古学家保·贝尔(Buell P.)、林·金巴尔(Kimball L.)和魏·里赫特(Richter W.)。根据这一计划,这些学者以及应邀而来的其他专家每年至少要举办三个完全与蒙古相关的讲座:“蒙古文化与社会”,“早期蒙古”和“帝国之后的蒙古”。东亚研究中心的古典蒙古语和现代蒙古语教学原先是按季度开设的,从八十年代起,依照“蒙古计划”的要求,开始有序地组织大学生赴内蒙古大学参加为期180课时的蒙古语暑期强化培训班——初期班和中级班。

  东亚研究中心出刊《东亚研究》和《东亚研究辅助材料和译文》两种丛刊,由亨·施瓦茨任编辑。在这两种丛刊上发表的最有分量的著述有:亨·施瓦茨编写的西欧文种蒙古学著作目录 《蒙古学书目》(1978年)和他的专著《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尼·鲍培的《回忆录》(

  年)等。尼·鲍培逝世前曾将自己的全部藏书赠送给了该大学。如此一来,西华盛顿大学威尔逊图书馆在90年代初就成为北美最大的蒙古、中国、喀尔梅克、布里亚特蒙古文书刊的收藏地。这一点也极大地促进了该大学首先是东亚研究中心蒙古学的发展

  。东亚研究中心曾和“加拿大—蒙古学会”一起筹备和领导了于1978年在西华盛顿大学成功举办的第一届北美蒙古学问题学术讨论会。东亚研究中心还定期邀请全世界许多杰出的蒙古学家前来作报告或举办讲座。

  就参与“蒙古计划”的大学生人数而言,就图书馆的馆藏量而言,就研究蒙古学的积极性而言,西华盛顿大学当属于80年代至

  在威斯康星大学,著名语言学家、《蒙古秘史》研究专家约· 斯特里特(Street J.

  )教授从1988年—1989年学年度起开始开设一年制的古典蒙古语课程。在1981年至1982年期间,蒙古学家兼人类学家丹·罗森伯格(Rosenberg D.)在这里工作过。在1989年,曾在印第安纳大学工作过的金帐汗国史权威、哲学教授尤·奥格雷(Ogli Y.)就任中央亚语言和历史在编教授,前苏联历史学家兼人类学家、游牧生活研究权威阿·哈扎诺夫(Hazanof A.)就任人类学系教师。其他

  Bosson J.)教授、北卡罗莱纳大学的罗·鲁彭教授(Rupen R.)、纽约市昆斯学院的莫·罗萨比(Rossabi M.)教授和特伦顿市立学院托·奥尔森(Allsen Th.)教授在各自所在大学从事中世纪蒙古史研究,并定期讲授相应的课程。他们均有蒙古学方面的论著问世,比如詹·博松的《格言珍宝之库:萨迦·班第达之〈萨迦格言〉的藏文本和蒙古文本》(1964年),罗·鲁彭的《二十世纪的蒙古人》(1964年),莫·罗萨比的《忽必烈汗。他的生平和时代》(1987年),托·奥尔森的《蒙古帝国主义。蒙哥大汗在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诸国实施的政策。1251年至1259年》(1987年)、《蒙古帝国的商品和贸易:伊斯兰纺织品文化史》(1988年)。据估计,截至90年代中期,分散在各个领域从事蒙古学研究工作的专家总数约

  附]美国—蒙古学会美国是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个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1987

  年1月27日),却是最早一批建立“蒙古学会”的国家之一(1961年)。1961年

  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11月,美国“蒙古学会”即在哥伦比亚大学宣布成立,组建了以约·杭锦为主席的7人领导委员会,并从1962年冬季出刊由约·斯特里特编辑的《蒙古学会新闻通讯》(《The Mongolia Society Newsletter》)。该《通讯》第1期上公布了约60人的学会会员名单。从1965年起,《蒙古学会新闻通讯》改称《蒙古学会通讯》。1963年3月,“蒙古学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第一届也是正式成立的大会。会议通过了会章,选举产生了以执行秘书约·杭锦为首的理事会,以取代原来的领导委员会。1963年秋季,“蒙古学会”总部从纽约迁到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印地安纳大学成了学会理事会的常驻地、学会几乎全部活动的主要支持者和发起者。1964年,通过印第安纳大学蒙古学教授约·克吕格尔的努力,“蒙古学会”开始出刊两种学术丛刊——《不定期文集》和《专门文集》。同年,在亚洲学会举办第十六届年会期间,学会在华盛顿举办了名为“蒙古:语言和社会”的学术讨论会。1967年8月和1969年9月,学会分别在安恩伯(密执安州)和布卢明顿召开第三届和第四届全体会员大会,这两届大会如同前两届会员大会一样,都带有总结改选性质。1971年3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五届全体会员大会上,学会执行主席约·杭锦宣布,“蒙古学会”已经度过了组建时期,坚定地成为“会员遍及全世界的国际组织”,并在1971年迎来建会10周年。至此,学会已经拥有127名国内会员,34名国外会员,48名大学生会员,约60个美国和外国的图书馆订购学会的出版物。到1971年时,学会已出刊《蒙古学会新闻通讯》和《蒙古学会通讯》17卷,《不定期文集》7卷,《专门文集》6辑。这些刊物受到了世界各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1972年

  月,欧·拉铁摩尔被选为学会首任主席,他一直担任到1981年,后转任学会的名誉主席,到1989年逝世为止。1981年至1982年任主席的是约·克吕格尔,1982年至1986年是约·杭锦,1987年至1993年是丹·西诺尔,1993年至1994年是丹尼斯·沃登(不确),1995年至1996年是托马斯·奥尔森,1997年之后是亨利·施瓦茨。从1974年起,学会开始出刊内容丰富、学术性更强的《蒙古学。蒙古学会杂志》(《

  Mongolian Studies.Journal of the Mongolia Society》),每年一期(有时两年一期),以取代《蒙古学会通讯》。从1965年起,恢复不定期刊物《新闻通讯》(新丛刊);从1995年起,开始出刊学术—信息杂志《Mongolia Survey》[《蒙古评论》],以取代《新闻通讯》(新丛刊);继续出刊两种丛刊和单行本著作。1986年11月8日,“蒙古学会” 举办的学会成立25周年庆典。蒙古首次派出正式代表团出席25周年庆典。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学会与蒙古的交往持续扩大,极大地推动了学会活动在学术方面、文化宣传方面和社会公益事业方面进一步得到积极发展,推动学会与蒙古之间的关系更加牢固和更加多样化。到90年代中期, “蒙古学会”已经成为一个成效卓著、组织健全、活动积极的学术组织。它既与国际蒙古学会又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以及加拿大同类的蒙古学家组织建立了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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