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彼得·德鲁克的一生看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德鲁克是对我的思想影响至深的一个人,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对一些具体论题的观点上,更体现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

  2.德鲁克 1909 年出生,2005 年去世,基本上经历了完整的 20 世纪,并跨越进新的世纪。他的一生几乎完美地诠释了 “在变化的大时代下,个人如何安身立命” 这个主题。

  3.德鲁克在教育、管理、个人成长、社会—组织—个人的关系等问题上的具体论述,应该对乡村校长也会有所裨益。

  这些主题是我对德鲁克其人其事及其思想的一些个人阐释,主要围绕教育、学习、自我成长等方面。

  写下来是给自己留一份记录,如果能够给其他读者带去一些启发,自然也是我所乐见的。

  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一直认为为了更好地接受一个人的思想学说,我们很有必要首先对这个人的成长经历有所了解,接受他这个人。

  这两年有一个概念很流行,叫 “斜杠青年” ,说的是一个人 “一专多能” ,有多重身份。

  其实一个优秀的人原本就应该是 “斜杠” 式的,很难被一个标签定义,也不会只在一个领域有所成就。

  从这个角度来说,德鲁克早就过上了 “斜杠人生” 。德鲁克一生写过 39 本著作,加起来有 10000 多页,摞在一起差不多有1米8那么高。著作等身,诚不我欺。

  这些著作所论述的领域包括了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还有两本小说。

  德鲁克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做的都是教师的工作。在长达60年的执教生涯中,他先后教授过政治学、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甚至宗教学、日本的艺术等。

  德鲁克自己倒是没太强调自己作为教授的职业身份,在他看来 “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 。

  他的咨询对象既包括那些 “财富500强” 里数得着的大企业,也包括众多的学校、博物馆、消防队、NGO这样的社会组织,还包括不同国家的政府部门。

  德鲁克的知识经验和工作领域如此跨界,又能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让我们不免对他的成长经历和所受到的教育非常好奇。

  德鲁克曾在一封给友人的长信中总结过自己的 “七堂人生课” ,在他的自传《旁观者》一书中也可以管窥对其后来所取得的成就有影响的人和事。

  透过这些记述,我们不难发现虽然高山仰止,但我们却不一定只能心向往之,而是有切实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去遵循。

  德鲁克出生在维也纳,是当时欧洲文化的中心。德鲁克的父亲是一名经济学家,也是奥地利文化部的一名官员,曾参与创办了延续至今的萨尔斯堡音乐节。

  德鲁克的母亲是一名医生,女性从事医生职业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德鲁克的奶奶是一名钢琴家,在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

  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年幼的德鲁克每周是这么度过的。每周总有一个晚上,德鲁克的父亲会在家中组织一场沙龙,讨论各种政治、经济、国际时政方面的话题。

  另一个晚上,德鲁克的母亲会在家中组织另一场沙龙,讨论医学的前沿发展。有时,沙龙会由德鲁克的奶奶来主持,品评最新推出的音乐作品。

  这样 “谈笑有鸿儒” 的成长环境带给了德鲁克最好的启蒙教育,培养了他对新事物不懈的探究和好奇心。

  难怪德鲁克后来回忆说:“即便没有上过一天学,我也已经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 。

  值得一提的是,德鲁克后来在表述自己的很多思想时,经常会使用医学和交响乐团来做类比和示例,这显然也与童年时的耳濡目染有关。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恐怕都很难奢望拥有像德鲁克这样的家庭背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努力创造一个有助于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推卸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

  比如现在有很多家长都认可阅读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为自己的孩子不爱阅读而深深烦恼,但是这些家长似乎很少会反观自己 “我自己爱阅读吗?我每天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又有多少呢?”

  如果父母自己热爱阅读,家里又随处可见各类书籍,无需多费口舌精力,想必孩子对阅读也会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吧。

  家庭里常来做客交流的人和他们所谈论的话题、所做的事情,也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教育。

  我出生在内陆一个普通的国营大企业里,对童年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便是家里经常会有一些大人来做客。

  他们或者意气风发,或者深沉慨叹,谈论的都是我听不懂但是能感觉到很重要的话题。

  我的朋友薛野兄告诉我,少年时他的父亲的一位朋友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然后告诉了他自己的答案。

  所以,想要给孩子最好的家庭教育吗?多请一些聪明的人来家里做客,并且努力地让自己成为那些聪明人中的一个。

  很多教师并没有起到予人以启迪的作用,而很多对一个人的一生有重要影响的导师也不一定是做教师这一行的。

  德鲁克回忆过自己的几位人生导师,他们有的是教师,有的不是。德鲁克在小学阶段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位导师艾尔莎小姐。

  对于前者,艾尔莎小姐只要求小德鲁克写字能让人看懂即可;对于后者,艾尔莎小姐鼓励小德鲁克每周都写一篇自己想写的文章,训练他的写作能力。

  他后来的同事,《德鲁克日志》一书的编撰者约瑟夫·马卡列罗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点:“面对纷繁芜杂的世界中的诸多现象,他能够用极具穿透力的片言只语将它们阐释清楚,并且揭示出其中的真理。他就仿佛一位禅宗诗人,能够用寥寥数语道破天机。”

  德鲁克的另一位导师是他 20 岁刚出头的年纪在法兰克福一家报社工作时的直接上级,主编东布罗夫斯基。

  这个严厉的老先生每年都要两次组织报社的年轻人集中在一起,总结过去六个月里完成的工作。

  德鲁克回忆说:“他总是先肯定我们做得好的方面,接着谈我们想要做好的事,然后指出我们不够努力的地方。

  哪些是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完成的事?哪些方面是我们应该改进的?哪些知识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掌握?”

  每年暑假,德鲁克都会按照东布罗夫斯基的方式总结过去一学年里自己的工作,哪些做得好但仍能做得更好、哪些做的不好或没有完成、为什么,并制定下一阶段工作的优先级。

  十多年前的一天,我给我的上级写了一封邮件,告诉对方我积压的工作太多、想要做的事情太多、想要学习的东西也太多,已经无所适从不可自拔。

  很快我就收到了回信,上面只有两个字: “清零” 。我一直觉得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忠告之一。

  还有一次,一位挚友看到我的忙碌和焦虑之后,说了一句话:“你一直在向外寻找满足感,可以试试向内。” 醍醐灌顶。

  如果你的成长经历中已经遇到这样的导师,不妨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关系,在人生重要的关口主动寻求指点,或是保持每年一两次的定期沟通。

  在 1945 年前后,德鲁克选择早期的欧洲现代史,尤其是 15 世纪和 16 世纪的欧洲历史作为三年一换的自学课程。

  在自学过程中,德鲁克发现欧洲的两个宗教组织在这个时期发展成了支配力量。一个是加尔文教派,另一个是耶稣会(明朝末年来华传教的利玛窦就属于该教派)。

  这两派的牧师在做任何重要的事之前,都被要求把预期的结果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

  这样,他们很快就能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做得很好,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并且也能知道自己必须在哪些方面抓紧学习以及必须改变哪些习惯。

  这一发现让德鲁克印象深刻,却并不陌生。早在童年时期,艾尔莎小姐就用过类似的方式来指导德鲁克的学习。

  她会让小德鲁克自行制定下一周的学习目标,一周学习结束再比对学习目标和实际的学习成果,共同分析原因并制定下一阶段新的学习目标。

  这种方式我称之为 “GPS式的学习指导方式” ,可以看作是 “个性化学习” 、“自适应学习” 等这些时下很新潮的学习理念的早期实践。总编东布洛夫斯基的工作方法其实也是一样。

  由此可见,好的学习方式和成长方式自有其规律和原则,优秀的学习者和教育者都会领悟到并自觉地加以运用。

  很多家长、老师、上级其实也会有意无意地运用类似的方式,但是他们比较实际成绩与预期成绩的目的不是为了发现学习者的优势特长、帮助他们自我成长,而是为了强制性朝向某个指定的方向发展,反馈分析的结果只是用于奖惩,而不是为下一阶段的学习 “导航” 。

  德鲁克中学毕业后从维也纳来到了德国的汉堡,注册了汉堡大学,但却一次课都没去听过,因为他非常不喜欢当时的学校教育。

  相反,凭借着学生证,德鲁克可以免费从汉堡各个图书馆借到大量的图书,还可以免费观看歌剧,免费入住郊野的青年旅馆。

  在汉堡的 15 个月里,德鲁克每周五个工作日晚上都在图书馆阅读,周末去听歌剧,或是去郊外参加各种户外活动。

  我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 “社会化学习” 的实践。社会化学习的要旨在于:“ 学习在窗外、他人即老师、世界是教材” 。

  显然,德鲁克在汉堡所进行的正是最好的社会化学习。顺便说一句,在这段时期,德鲁克还遇到了另外三位人生导师,我们留到后面再细说。

  离开汉堡,德鲁克又注册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的学生。(不得不赞一句当时德国大学的自由转学制度!)在这段时间,德鲁克同时在法兰克福的一家报社工作(也就是遇到东布罗夫斯基的报社)。

  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德鲁克必须撰写许多题材的报道。于是他利用每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广泛学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社会和法律制度史、历史和金融等领域的知识。

  这样高强度的自学一方面快速扩大了德鲁克的知识面,另一方面也帮助德鲁克培养了一种终身学习的习惯。

  德鲁克认为:要精通一门学科,三年时间的学习是绝对不够的;不过,要了解一门学科,三年的时间就足够了。

  这种学习习惯不仅为德鲁克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而且促使他不断接触新学科、新学说和新方法,始终站在时代思考的前列。

  无怪乎 1997 年,《福布斯》杂志在一篇封面文章中称其为 “依然是最年轻的头脑” 。此时,德鲁克已年届九旬。

  在德鲁克看来,终身学习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德鲁克可能是最早提出 “终身学习” 这一概念的人。

  在时人还普遍谈论如何实现 “终身就业” 的时候,德鲁克敏锐地指出在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竞争风云变幻的当今世界,一家公司、一个机构的寿命恐怕经常要短于个人的就业生涯。

  在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能够保持 “终身可雇佣能力” 的唯一方式只能是 “终身学习( Lifelong Learning )”。

  比如德鲁克认为:“把机会限定给那些有文凭的人是对一切基本信念——而且是那些已被经验普遍证明的信念——的全面否定。

  “让教授成为社会希望的守门人” 这种做法会限制、压抑并且伤害个人和社会。”

  德鲁克还建议说:“教育重心应该发生重大改变:从专门为年轻人提供‘长时间的学习’‘普及教育’转到为成年人提供‘继续学习’和‘终身学习’这一重点上。”

  不正是如今很多教育机构进行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吗(比如斯坦福大学的 Open Loop University 计划)?

  每一个今天的学习者和教育者都应该仔细体会德鲁克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将来受过教育的人就是那些认识到不断学习的必要性的人。

  这是一个新的定义,它将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这个世界。” 要知道,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你唯一的优势是比别人学得更快。”

  在被德鲁克列为人生导师的人里有两位压根就没有见过德鲁克,而他们带给了德鲁克相同的人生指导。

  在汉堡期间,德鲁克经常免费去看歌剧。有一次,他看了威尔第创作的《福斯塔》,感觉非常震撼。

  于是德鲁克便查找了相关的信息,惊讶地发现威尔第写这部歌剧的时候已经 80 岁高龄!

  当时有人问过威尔第在如此高龄还要从事如此艰辛的创作工作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威尔第回答说 “我的一生就是作为音乐家为完美而奋斗,但是完美总是躲着我。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我有义务去追求它。” 那年德鲁克18岁,威尔第的这句话影响了他一生。

  德鲁克在 80-90 岁的这十年间,出版下了 10 本著作,用实际行动体现了自己对完美的不懈追求。

  同样是在 18 岁那一年,德鲁克读到了一本小书,书里提到了这么一个故事:大约在公元前 440年左右,古希腊雕刻家菲迪亚斯接受委托,雕塑一尊神像(该神像直到今天依然矗立在雅典帕台农神庙顶上)。

  完工后,雅典的司库赖账说:“这座雕像站在神殿屋顶上,而且位在雅典山丘的制高点,除了雕像的正面,其他部分都看不到,可是你却要我们为整个雕像付钱,就连没人看得到的背面也要算钱。”

  如果说威尔第告诉了德鲁克要追求 “完美” ,菲底亚斯则诠释了何为 “完美”。

  德鲁克又再度深受震撼。晚年时,总会有人问德鲁克自己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德鲁克的回答永远是 “下一本” 。

  这个问题德鲁克第一次听到是在中学期间,一位教拉丁语的老师在课堂上问出的。当时全班同学都答不上来。

  但是很多年以后,这个班的同学们聚会,很多人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并坦诚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对他们后来的人生有巨大影响。

  1950 年 1 月 3 日,德鲁克跟随他的父亲去拜访知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熊彼特在 30 来岁就出版过重量级的经济学著作。

  当时他带着年轻人特有的不羁和自负提到了自己希望被后世记得的是:“成为欧洲美女们心中的情圣,和最伟大的马术师。”

  到了德鲁克父子又去探望熊彼特的时候,这位经济学家已经 66 岁,誉满全球。

  熊彼特回答说:“光让别人记得你的著作和理论还不够,除非你能让其他人的生命因你而不同,才算真的与众不同。”

  接着,熊彼特补充到:“是的,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仍然很重要,不过现在我以不同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希望自己能够因为把六个聪明的学生造就成一流的经济学家而不被世人忘记。” 这次探访的五天后,熊彼特与世长辞。

  这次探访经历给德鲁克确立了衡量成就的标准:一个人必须使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

  2002 年,德鲁克已 93 岁,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也被问起了那个问题:“你希望被后人记得的是什么?”

  德鲁克回答:“我曾经帮助过一些人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这是一个智者在经历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后对自己一生的评述,铅华洗尽,返璞归线 结语: 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好的教育和自我成长究竟是什么样的?从德鲁克的一生经历中我们看到的答案是:

  :穿越时空的德鲁克,管理者永恒的导师。他称自己是“社会生态学家”,他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深远,他的著作架起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倘若你能够对自己的同事、伙伴的行为、态度乃至价值观,有如此敏锐且练达的洞察,你就有了成为管理者最重要的基础特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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